福建，是全国唯一以“福”字冠名的省份，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八闽儿女，与“福”结下不解之缘。

　　当前全省上下提倡弘扬“福”文化。概括来说，构成“福”文化的要素主要有境、物、事、人四个方面：“境”即自然人居环境；“物”包括土特风物与能工巧匠所创造的器具物件等；“事”即故事传说和民俗风情；“人”即古往今来被铭记的前贤时彦。

　　侯官文化历史悠久，蕴含着丰富的福山、福水、福器物、福人事，具备“福”文化的四个要素，值得深入挖掘、探究。

　　侯官与侯官文化 

　　“侯官”早先也写作“候官”，最早是军事机构的名称。

　　秦汉之际，福建属闽越国，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闽越王无诸因佐汉击楚有功，刘邦“复立无诸为闽越王，王闽中故地，都东冶”。

　　公元前110年，“无诸幼子余善反叛”，汉武帝派兵平定叛乱后，下令将其宗族、平民迁往江淮之地，闽越国亡，但有部分闽越百姓遁逃于山林之中，后“遗民复出，人口复增”，汉昭帝始元二年（公元前85年），“设冶县，隶属会稽郡”。依据考古挖掘，多数学者认为冶县就在今天的福州。

　　东汉建武二年（公元26年），“冶县更名为东部候官，仍属会稽郡。”这是因为汉廷在“冶县”设了军事机构“东部都尉”，东部候官是都尉的下属机构，简称“候官”，它也是职官名称。

　　东汉建安元年（公元196年），冶县改称“候官县”，缘于“孙策部攻破东冶，在原冶县地设候官县，隶属吴”。至此，“候官”这一军事机构名和职官名，转变为地域名。

　　从文献看，候官地名的“候”字，从产生到明代都写作“候”，清初至民国则“候”“侯”混用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统一使用“侯”，读“hòu”音。

　　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入海口，吴永安三年（公元260年），曾设一个管理造船的官职“典船校尉”，督管谪戍之人造船，地点在今福州市鼓楼区开元寺一带。公元265年，司马炎建立晋朝。

　　《晋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晋太康三年（282年），闽地从建安郡划出部分地，设晋安郡，下辖候官县等；废典船校尉，设原丰县，也隶属晋安郡。

　　这时的晋安郡相当于现在福州市的概念。

　　隋开皇十二年（公元592年），原丰县改称闽县。此后至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（公元711年），闽县为晋安郡或州（又先后称为泉州、闽州、丰州、建州）的治所。

　　在唐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“泉州”是指今天的福州。

　　唐景云二年（公元711年），泉州改名闽州，设闽州都督府。唐玄宗开元十三年（公元725年），闽州都督府改为福州都督府。福州由此定名，沿用至今。

　　1913年，闽县与候官县撤并为闽侯县。1946年划出闽侯县城鼓楼、台江、仓山等五个区设福州市，实行县、市分治。

　　从以上历史变迁可以看出，先有候官县，后有闽县，福州作为地名，历史最短。

　　我们可以从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三个层面来看作为地名的候官。

　　宏观来讲，历史上候官是指整个大福州，包括闽县、候官县；中观而言，候官以今天的闽侯县为主体，包括现在台江、仓山的部分区域；微观上看，福州西北角有个侯官村，这里曾是唐武德六年（623年）到贞元八年（792年）候官县的治所，县治迁走后，这一带改称为“候官市”。

　　这个市并不是今天泛指的城市，而是指商贸繁荣的集镇、城镇。侯官村位于闽江下游江畔，水路交通便利，是周边各地的交通和集贸中心。侯官码头作为闽江流域古渡口之一，直到20世纪90年代洪塘大桥通车后才渐渐退出千年的历史舞台。

　　基于这样的时空界定，所谓候（侯）官文化，就是从古至今在候官辖区内产生，影响全闽甚至影响到海内外的文化。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是生活在历代候官辖区内的各界民众。

　　侯官文化中的“福”文化要素 

　　侯官文化中“福”文化的第一要素是自然山水空间，这是“福”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。习近平总书记在《福州古厝》序中简练概括出宏观层面的“侯官”，即福州山川水系的特点：

　　福州派江吻海，山水相依，城中有山，山中有城，是一座天然环境优越、十分美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　　中观意义上的“侯官”，基本上为闽侯县辖区，在这个辖区内，有旗山、五虎山、雪峰山、北岭等，这些山脉和蜿蜒而过的闽江及其多条支流，滋养着生活在其中的民众。

　　在福州乌山北坡紫清园中有一块很大的“福字坪”，相传为朱熹所题。

　　元朝人黄镇成在重修于山定光塔铭中，开篇就称福州为“福城”；美国传教士卢公明1865年在美国出版英文著作《中国人的社会生活》，主要叙述19世纪中叶福州的社会生活。译者翻译该书开篇第一句为“福州——有福之州，是福建省的首府”。

　　可见，古往今来，无论中外，大家对宏观意义上的“候（侯）官”，即福州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：福州是一个能够为民众带来福气的幸运之城，是有福之地，所以民谚津津乐道“七溜八溜，不离福州”。

　　“物”即土特风物与能工巧匠所创造的工艺美物，这是侯官文化的构成要素。尤其是侯官山水滋养了山林树木、瑰石宝藏，产生了著名的根雕工艺和石雕工艺，历代根雕大师、石雕大师及其雕刻作品享誉国内外工艺美术界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许多山珍海味等等，这些风物不仅令人大快朵颐，更足以令人流连忘返。侯官文化，无论从宏观还是中观、微观的含义上看，其自古以来创造的物质文化成就令人赞叹。

　　故事传说和民俗风情，也是侯官文化中“福”文化的要素。

　　文化学者马小颖认为，“福”文化是经过变异的选择性保留而生存下来的文化，它以文字、语言、习俗活动的形式不断模仿、复制，流传至今。

　　侯官文化中一个重要的“福”文化元素是《田螺姑娘》的故事。据学界考证，这个故事最早记载于西晋束晳的《发蒙记》，其开篇即说“候官谢端”，陶潜的《搜神后记》写“候官人谢端”，这是中原文献较早记载福建故事的一个重要文本，迄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。在漫长的流传演变中，《田螺姑娘》的故事从候官溢出到全国许多地方。

　　如今，在原候官或闽侯县辖区，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和闽侯县侯官村，不仅有古老的螺女庙、明代“螺仙胜迹”碑刻等，村民还保留着祭祀螺仙的习俗。《田螺姑娘》的故事蕴含着勤劳、善良、美丽、忠厚、悲悯、友爱、富足等丰富的“福”文化内涵，形象地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“田螺姑娘”是侯官文化最具特色的“福”文化LOGO。

　　在福州仓山盖山镇阳岐村，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尚书祖庙，是海峡两岸信众祭祀陈文龙尚书的祖庙。陈文龙是与文天祥齐名的抗元民族英雄。

　　在南宋末年国家即将覆亡之际，陈文龙举家抗元，倾尽家财募兵抗元，兵败被俘，押送途中在杭州岳王庙吞灰自尽以殉国。后人敬重陈文龙的爱国壮举，尊他为神灵。

　　1919年，严复回到家乡阳岐，动用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募款重修尚书庙。在他看来，重修尚书庙，一是教化劝善，用陈文龙的爱国精神激励后辈；二是可以修整家乡风貌，让故乡清新洁净，美化乡人的生活环境，甚至还可以作为历史名胜之地吸引游客来观光旅游。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就善于发掘家乡先贤事迹这一“福”文化要素，进行美丽乡村建设。

　　如今，在当地政府的重视下，阳岐村进一步发掘陈文龙尚书祖庙、严复故居等历史名人资源，讲好历史故事，村容村貌得以整体提升，乡民安居乐业。

　　“福”文化中的人物故事，其灵魂是人和人的精神。文化是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所享用的，所以“福”文化一定要有充满正能量的人，通过这样的人去感召、凝聚、提振人心。在侯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，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杰出人物，他们为福州人民造福、修福、抑恶扬善。

　　1926年，北洋第一师张毅的部队被北伐军所败，窜到侯官南港（今闽侯南通）一带烧杀抢掠，致使南港九十三乡无一完土，哀鸿遍野。此时，已辞去福建省省长职务的萨镇冰见南港百姓生活水深火热，不顾自己年近古稀，徒步前往南港，组织发动民众重建家园。

　　从1927年至1929年，萨镇冰住祠堂、睡公所，不分昼夜从事赈灾工作。南港九十三乡百姓称萨镇冰为救苦救难的“活菩萨”。

　　冰心在《记萨镇冰先生》一文中写道：萨镇冰先生，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……时至今日，虽然有许多儿时敬仰的人物，使我灰心，使我失望，而每一想到他，就保留了我对人类的信心，鼓励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气。

　　侯官历史名人众多，是当地“福”文化最值得深入挖掘和弘扬的要素。林则徐、严复等都以自己为侯官人而自豪，题名多自署“候（侯）官”人。

　　我们可依托大学城，在福州各大学开展“侯官论坛”，弘扬名人文化，为青年学子树立人生进取的榜样。

　　总之，在“福”文化要素中，除了种种可触可感的福境、福物、福事、福人外，更重要的是能教化人心、提振人气、凝聚信心的元素，这也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必需的重要文化元素。

　　侯官文化历史悠久，蕴含着丰富的福山、福水、福器物、福人事。

　　福建省委提出要打响“福”文化品牌，助力文化强省建设。为贯彻省委决策部署，要深入细致地挖掘并激活各类“福”文化要素，打造“福”文化品牌，提炼“福”文化LOGO，讲好“福”文化故事，真正将“福”文化做活做强，使全省上下到处充满着福乐祥和、提振人气、凝聚人心的氛围，创造性推动新福建文旅产业快速发展，助推福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。